【将进酒】 于 09/22/00 1:06:01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音乐追梦人--专访罗大佑（上）：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 还是比以前看过的专访都要更深入一点
【将进酒】 于 09/22/00 1:06:01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
音乐追梦人--专访罗大佑（上）
提要：长久以来，拜盗版和翻唱所赐，海峡这边的中国人得以听到一位真正的歌者的声音。长久以来，罗大佑的歌声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慰藉着一颗颗年轻的心。随着9月初沪、杭两地演唱会的临近，罗大佑已由民间的汩汩细流汇聚成一场风暴。这是一场迟开的盛宴，而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举行又使它具有了巨大的象征意义。莫里斯·迪克斯坦说，对他而言，60年代是在70年代Bob Dylan的演唱会上结束的。再过多少年，我们是否也会说，80年代止于20世纪末的那个夜晚，那个与罗大佑相互取暖的夜晚。
正文：演唱会上最孤独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得您第一次来大陆就是到上海?
罗大佑(以下简称“罗”)：对。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大陆演出首演也是在上海，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缘份？
罗：是一种缘分，真的没有办法。批文每个地方报批的方式都不一样，各个地方的人情结构也不一样。所以这次来来去去工作一两年这样弄，今年的批文是最顺利的。这只能说是一种宿命，一种缘分。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第一次来大陆之前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陆有这么高的声望？
罗：多多少少听到有朋友在讲，可是我总是没有面对这么多朋友嘛，实际上有点意外。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您的歌通过盗版的方式已经在大陆流行很多年了。
罗：其实盗版有时也是一种必要的方式，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必要之罪。
中国新闻周刊：您曾经在演唱会live版的专辑中写到过您在演唱会上是感觉最孤独的人，每次演唱会之后都有一种被击败的感觉，为什么这次还能鼓起勇气作现场的东西？
罗：这与做唱片是一样的。出一张唱片，花很多时间去积累下来。我是这样，到唱片出版的那一天我就不会去听那些歌了，当然在做宣传的时候，面对记者朋友或是上电台的时候那是例外。因为前面要反复地听嘛，我会一直这样上百次。等于你的创作就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咀嚼的一个经验。你咀嚼这么多次，到录完为止。如果花两年时间制作的话，我面对这些歌已经两年了，也是到了一个应该面世的时候了。演唱会其实也一样，要求你全力以赴这样子。我一直强调演唱会之前是我人生里最恐怖的一段时间。累积那么久的时间，累积那么久的能量，然后大家都已等在外面了嘛，人家钱都已经付出来了，唱片公司都已经在银行里面收利息了，你坐在那边会说我不办了？对不对？所以演唱会那种两军对垒、蓄势待发的感觉很强烈，我一直把演唱会当作战场。
中国新闻周刊：那在演出前的5分钟是不是很紧张？
罗：那当然啦，那还用讲吗。
中国新闻周刊：在华人歌手中你是第一个发行live唱片的，但是你的现场演唱会比较少，跟你的地位不太相符。
罗：我在1998年8月29号纽约林肯中心办演唱会之外，我之前的演唱会至少要算到1984年底的那场。我是很怕做演唱会的，因为演唱会有那种焦虑，总是有那种期待，非要在那个right moment。那么久了以后又到了这个在世纪交替的时候，总觉得那么久的音乐似乎应该做一个交代了。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没办法。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该把它做掉，给自己的挑战还是得面对。
中国新闻周刊：在大陆开演唱会是不是您的一个大的心愿？
罗：当然算是，因为大陆有那么多的城市，我在台湾开，了不起就是台北、台南、台中再加上高雄这样子。肯定要感受那种大江南北游走，每个地方，每个都市不一样的人情风土那种感觉。好像人到杭州，人到上海，完全两种不一样的格局。当然上海也是大很多，我还开玩笑说好像杭州的美女被上海抢过去不少。到了北京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去广州嘛讲粤语的人又多了一点。可能去西安去昆明都不一样。我个人是很喜欢在不一样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人的文化特质。我个人是很喜欢学习。我们学医的人，比如你学眼科，耳鼻喉科都要懂一点。尤其我是学放射科的，全身都要懂，从脑部到脚底，每一科都要请示我们这一科的意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内部去，其他没有专科医生是这样的。所以对学习会有那种兴趣。
150多首歌其实非常少
中国新闻周刊：您觉得从性格上讲您是不是还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罗：一向是这样。做创作人蛮多的时候还是要面对自己，很多时候要去写一些东西。所以创作就是你在做一个你自己都没有写过，别人也没有写过的方式或情感，这才是创作嘛。但有时候有些歌会类似一点。像我有两首歌，一首是《是否》，一首是《爱的箴言》。这两首歌主歌的和弦一模一样，创作时期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创作。在那么类似的情况下，这两首歌还是不一样。我跟你说你要是做一个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一种歌或情境，它其实是很辛苦的。我们很不容易写一首歌出来，这首歌就是不跟别的歌词撞到，它又有足够好的旋律，它可以唤起大家对一种相同感情的认同，这个过程我认为它是相当难的。创作到某种程度，模式甚至整个被打破掉了，因为大家觉得这样的模式已经太多了。所以创作会不断地被革命掉、被推翻掉，新的模式会不断地起来。乐器也是一样。创作是那么辛苦的一个过程，我写了20多年歌也不过写了150多首嘛，好像很多，其实非常少的。20多年来就一直靠这个来挣饭吃。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段时间墨镜和长发是您的标志，您是什么时候剪掉长发，摘下墨镜的？是不是剪掉长发的那一瞬间自己觉得应该改变，应该有所突破？
罗：对。也不是有所突破，头发其实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并不特别把它当作一种造型。就把它当作自己，怎么讲，自己工作生活两方面都算是可以游走其间。比较不会受到自己内向的个性的干扰。以前我面对摄像机是比较担心的，所以那时需要墨镜也是这样的道理。86、87年吧，墨镜就慢慢摘掉了。
中国新闻周刊：到美国以后。
罗：对，等于是要慢慢地熟悉环境，这个行业，各种场合。久了以后就习惯了，我想每种行业都是一样的，教书教久了不用看书本也可以背出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有一种说法，因为你学医，作放射科的医生，所以才养成戴墨镜的习惯。
罗：没有，放射科的医生人家穿铅做的衣服，戴墨镜怎么够。墨镜防护是不够的，肯定眼睛早就瞎掉了。
第一首歌的由来
中国新闻周刊：您自己说最早的一首歌是《歌》，但是有资料说是《乡愁四韵》，到底应该是哪个？
罗：《歌》的旋律是最早写的。1974年，我大学二年级，刚从学校宿舍搬出来住，在学校旁边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住。写了旋律以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填上词，所以歌词就一直空白下来。我现在还记得原来的歌词，但它太滥也不好意思讲。一直到76年有一个电影叫《闪亮的日子》，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剧本，里面有一首徐志摩的诗。我一直在想怎么把它配上去，想了大概两个月，其它的歌都已经完成了，就剩下那首歌还没写好。有一天我到楼上去，那时我住在5楼，楼上还没有卖出去。我喜欢楼梯那种空空的回音，突然之间我又想到那首歌，这个词谱上那曲正好。这首歌是我的第一首面世的歌，虽然只有旋律而已。《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那是后来听了民歌手杨弦先生谱的余光中先生的诗后，自己也试着谱曲。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比《歌》再晚一点点。
真正有一颗心会为自己的音乐负责
中国新闻周刊：台湾媒体早期曾经评价您是“台湾的Bob Dylan”，是一个“抗议歌手”。您有很多歌是针砭时弊的，从开始的《超级市民》、《亚细亚的孤儿》，到后来的《五十块钱》。一般说来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容易愤怒的，年纪大了以后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少，您是如何始终保持对社会的一种关注呢？
罗：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像以前那种愤怒。其实也不是愤怒吧，做音乐就是一种心意，一种感情。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多声音是太嘈杂的时候，我就觉得做音乐的有这个义务使社会稍微平和一点，多做慢一点、比较和谐、再抒情的歌，让大家都安心一点。但换一个角度，当因为各种原因，政治的敏感、各种各样的理由，(社会)变得很沉默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有这个义务去讲一些真话，但有时候讲真话可能是很危险的。真的讲到危险，假如你知道怎样去表达这个讯息的话，你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人要去搞反革命把这个政权推翻掉，弄一个不晓得什么样的政权取代它这样子。人过安定的日子总会去想怎么让日子更安定。你今天吃得不错，你明天要吃得更好。你今天工作不错，你希望明天工作更努力，你可以升迁，可以安定。譬如在一个杂志社、一家唱片公司。你的想法、你的理念可以因为更好地执行、更高的职位而做得更好。你的上司做得有什么不好可能你今天没办法影响他，但哪天你做了那个职位以后，你原来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正得更满意，然后再有一个比你更好的年轻人再把你推翻掉。中国5000年的文化、国家，她存在有她的理由。对我来说我并不忌讳谈政治，我觉得假如一个社会里大家都忌讳谈政治，都很小心翼翼的、都很沉默的话，我相信这样的社会它是有问题的。台湾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第一首《闪亮的日子》就是被禁的。那歌词有一段是“我们曾经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欢笑”，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这欢笑很好，你这哭泣不行，哭泣对社会来讲太负面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我们曾经欢笑，迈向成功之路”。那个时候台湾也是很封闭的。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是到发行《爱人同志》的时候才比较顺利一点
罗：对。其实在《未来的主人翁》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宽松一点点。我很意外，有一首歌叫《现象七十二变》也可以通过。侯德健那时候也和我一样，老是在“新闻局”里吵架。后来他们也发现我们没什么恶意了。你说崔健写歌他会有恶意吗，不会的嘛。你要真正有一颗心，你会为自己的音乐负责。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写的是真话，这样的东西长远来讲对社会是有益的。我倒不觉得我会被关起来，关起来是你笨嘛。你真要有一颗心的话，歌本身能反映这颗心的。你其实在讲一些话，这些话靠很真实的情感来表达。
感情的同时性太重要了
中国新闻周刊：《皇后大道东》、《首都》、《原乡》三张专辑可以说是您在音乐创作上的一种“野心”，就是一个曲子可以不费力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来演唱，您觉得这个尝试成功吗？
罗：我觉得不错。中文里面有语言结构相同的地方，当然有的朋友会说我“一鱼三吃”。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有乐评说你是“投机取巧”。
罗：对。投机可能有一点，但并不取巧。因为很少有人去想用这种方式运用中文的几种语言，我觉得这个工作太少人在做了。你去想想它的共同性，像烟灰缸粤语叫做烟灰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想从南到北，几千公里，这个民族已经慢慢变成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了。气候、吃的东西根本都不一样，几百年下来，那个东西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里表达出一种共同性。所以我想找到它的共同性，为什么海峡那边的罗大佑写的歌，大陆这边的一些同胞会喜欢。两岸相拒在1990年的时候也已经40年了，因为大家在语言里面、在歌里面找到了那些共同性，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维护一个民族，你维护一个国家，你维护一个家庭，维护两个人的爱情，感情的同时性太重要了。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吴子 整理/吴子 丁丁 摄影/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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