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进酒】 于 09/22/00 1:08:02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音乐追梦人--专访罗大佑（下）
【将进酒】 于 09/22/00 1:08:02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
音乐追梦人--专访罗大佑（下）
电子时代的挣扎
中国新闻周刊：在您现在发表的这150多首歌中，情歌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台湾媒体评价您是台湾第一代摇滚歌手。从您骨子里，您是喜欢摇滚乐多呢还是更喜欢抒情的东西？
罗：其实我都经过。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语言。早期当然就是一把木吉它这样唱。到不够的时候，像Bob Dylan第一次拿电吉它上台时他是被嘘下去的。你一个民歌手怎么能做为人不齿的摇滚乐手、流行歌手做的事情。那时另一次革命已经在产生了，它其实也在从一种雏形转变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讲话的方式。到84、85年，从全世界第一台电子合成器开始，电子音乐也变成新时代的一种语言。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革命也就慢慢地来了。这种革命不是一种巨变，因为它要经过所有人的同意。我经过几个时代下来，下一张专辑可能会有很多的电子音乐。我不是希望大家来跳热舞，来摇头，但是这种语法是你本身必须要去接受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现在每次买给小孩子玩的东西都是一张游戏光碟的话，他们这一代人可能会转变成我们完全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最好还是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才能和他们沟通。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你曾唱到“我们不要被你的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罗：对，我想不要，但这也是一种挣扎一种不得已。我在讲不要的时候其实已经在预测这东西迟早要来的。我们怎样使人不被那个东西牵着鼻子走，你用电脑也是希望它能帮你工作而不是你变成它的奴隶。每个人都在用电脑，你不用，你就会变成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人。这句话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可是假如说你也变成那么多用电脑的人中的一个奴隶的话，那我宁愿做一个人的奴隶，我不要作机器的奴隶。人类和机械文明之间应该有一种平衡。我们希望它方便，又不希望它把我们的灵魂给抢走。我们希望可以吃得更好，但不希望生活得更奢侈更糜烂。我们希望工作得更有效率，但不希望成为每天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个工作狂。
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智慧不是来源于天才。我绝不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我要是有天才的话，不会只写那么一点点歌的。我就会像莫扎特一样写了41首交响曲。莫扎特是个天才，他都没有时间来改自己写的曲子，因为他实在是太多产了。如果一个交响乐团不停地演奏莫扎特的所有曲子，可以演奏一个月。最戏剧化的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可是他死的时候下着大雨，连他太太都没有去送殡。他死后葬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正的天才来自于天上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这种凡人就要努力，好好地工作，多花一点时间，赚多一点钱。然后有钱了，再多花一点时间，多写几首歌，多赚一点钱。
莫扎特的曲子开启了我创作的心灵
中国新闻周刊：您觉得在您的创作里对您影响最大的歌手是谁？
罗：不能只有一个。Bob Dylan肯定有影响，Paul Simon也有。日本有一个歌手叫吉田拓郎，也对我影响蛮大的。譬如说莫扎特有一首曲子对我影响蛮大的，《魔笛》中《吹笛人》的那个主题很有趣，16个小节他只用了三个和弦，只有上和弦，下主和弦和主和弦三种。可是他把对称和平衡的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现在还在反复地听它，我在里面找到一种平衡感，很类似中国传统里的对称，像对联一样的对称。那首歌平衡的方式跟我后来的作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对作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听听看。莫扎特那个《魔笛》里面的《吹笛人》那个主题。莫扎特的曲子开启了我创作的心灵。
“不要把罗大佑看成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现在华语歌坛的发展来看，大家都认为您处在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
罗：后无来者不可能。
中国新闻周刊：但起码现在这个人还没有出现。
罗：他会慢慢出现的。10年前你谈罗大佑也就是一个罗大佑，15年前你谈罗大佑是什么？一个作曲家，他的作品要在累积够多了以后，他如果能真的去好好地作他的曲子的话，他的份量才会慢慢出来的。所以假如说大家认为罗大佑有什么分量的话，那这个分量我相信它绝对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两年，五年甚至十年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放弃父母投资在我身上7年的一个医学院(教育)。我拿到医生的执照，然后当医生一年半。这些东西我全部要丢掉，我全力投到音乐里面去我才会有今天这么一点点的成就，它不是凭空得来的。我要违背父母的意志，不去做医生这样一个我更早的时候给他们的承诺。我必须要做到，就是我讲到要做到，我得给他们一个承诺，我去做音乐，我活得绝对不会比做医生更烂的，我的收入不会比做医生更差的，我的社会地位不会比做医生更糟糕，我在这一行的成就不会比做医生更差的。我对我父母的承诺一定要去实现的。所以不要把罗大佑看成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他绝对不在乎钱。我很在乎钱，我觉得钱很重要。录音室里面一个钟头三千块钱台币。没有钱你凭什么来录音呢？你打电话过去人家都不要你呀。音乐是需要钱的，你在录音室里面做音乐每一分钟都是钱呢。你找人编曲不要钱吗？你想不想找一个更好的，更贵的编曲家来编？想不想用一个更好的录音师，更有经验的？譬如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他这个更好的经验会把8万人体育场调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会让大家觉得8万人体育场怎么会音响都不对？所以我得多赚一点钱，去搞好音响，但万一我搞的音响是好的，有了一个好的模式，以后的艺人就都可以享用这个模式。找到一个标准，大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我很在乎钱，我很在乎钱能不能替我提供一个好的科技，让我在录音室里面做更多的尝试。所以你说到就要做到，要把它做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歌坛有了这样一种地位之后，有时会不会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罗：我倒不觉得高处不胜寒。你罗大佑在哪里啊，你真的有那么高吗？你那么了不起吗？事业真的那么大吗？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从目前华语歌坛看就是这样啊。
罗：我是常常会觉得有不足的那种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就像演唱会之后总是有一种被击败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样。那种被击败的感觉，全部都耗光了。你的感觉也用光了，激情过后，要替明天一个崭新的自我做打算。要告诉自己，昨天已经过去。你不能老是抓住昨日的歌，老是想做一些昨日那种光荣的美梦。要为明天着想，明天是一个崭新的你，你罗大佑还是要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不要老是靠“一鱼三吃”来骗我们。现在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人是很聪明的。不要希望去骗别人，我觉得如果你骗不了自己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去骗人。
在音乐上很贪心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很早的时候您就提倡“词曲咬合”，就是说词一定要跟曲非常搭配。
罗：这跟中国的文字是有绝大的关系的。歌就是要让人听懂的。只有那种自命清高的那种艺术歌曲才会故意把歌词反过来。所以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真要跟做音乐的人去沟通的话，真的是要下功夫把所有的棱角都要磨掉，让它变得更平滑，他听上去受到的阻碍就会更少一点，他进到音乐里面的意境就更快。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您的歌是文人歌，遣词造句比较讲究。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晦涩，生僻的词。您在写这些歌时有没有考虑过听众接受起来会有一定困难？
罗：会，但假如说有的时候太口语化的东西多了以后我也会担心，想着是不是太通俗了点，太绵绵细雨的成分在里面，歌词的层面是很多的，写歌的方式也是有800万种。我想一首歌的创作方式绝对有800万种。那你怎么让这个创作空间有一种，快的节奏能处理，慢的节奏也可以；管弦乐的东西你可以对付，摇滚乐的东西你也可以来。比如弹吉他,一只吉它有六根弦嘛，你能不能只用两根弦，去创作这种东方式，台湾式，月琴那种弹法的乐曲。在这方面我是很贪心的。贪心之下其实也有一种念头，就是希望这个格局不要拘泥在一种固定的模式里面。我总是说我为什么比较赚钱的原因就在这里面。我们录音是很贵的。有时候我们在录音室里面试那个效果器，有的时候为4.2秒还是3.6秒去做尝试，可能一试就是几个钟头。一下几万块台币就不见了。就在那几秒甚至几毫秒间，你都是在做一些试验，你真的是希望做出来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用过的，别人听起来有一种新意。所以我不想浪费它，我不是一个很浪费的人。这个新意一定要有，这才是我们所谓的创作人。我们创作人不是说写文章，告诉人民形势正在起变化。我们不是绞尽脑汁在斗倒某些人。我们是希望让别人的生活更平静，更多一点感情。所以追随你的歌的人，要追随你的感情。不要追随罗大佑，追随罗大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你如果喜欢罗大佑的歌，去买他的CD，去听他的歌，我拿到版税，我就已经相当满足了。其实在交易成立的时候歌就已经属于听者了。当你听到这首歌，你觉得很伤心，在一个凄美的晚上。你觉得这个晚上对你，你可能遭受心灵打击，你可能被老板骂了一顿，如果这个歌对你有帮助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音乐人就觉得有意义了，我就觉得我的创作没有白费。
在更加快速的世界里用缓慢频率存活下来
中国新闻周刊：像您这么精益求精地做音乐，出专辑，现在歌坛的制作风气好像已经不是这样了，讲究速度，讲究效率。越来越快地推偶像，越来越快地推新歌。
罗：但我不会因为他们那么做，就违背我一贯的原则。所以我要多赚一点钱，去存活得时间更久一点。我就是要在更加快速的世界里，用缓慢的创作频率存活下来，还有我的位置，我必须要证明这一点。那现在到目前为止还好，大家就不要希望罗大佑每个月出一张唱片。我没有那么快，以前没有那么快，现在没有那么快，将来也没有那么快。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近年来您的写歌速度越来越慢，从《之乎者也》、《家》到《未来的主人翁》，后来到《爱人同志》，《皇后大道东》，好像节奏拉得越来越慢了。
罗：对,人成熟了以后,老了以后就是这个现象嘛。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这跟创造力有没有关系？
罗:有关系。因为你考虑到前边的那些歌写过以后，就已经被你排除掉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写歌的方式了。从另一方面来讲,莫扎特也很幸运,他就死在35岁。如果他死在80岁，大家也会发现他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本身就不创作，整天拿个录音机听他自己过去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像Bob Dylan或者“滚石”这样的歌手或是乐队，他们的歌迷会从60年代一直追随到现在。在大陆或者台湾，您也有这样追随您的歌迷，从70年代一直听到现在，那你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如果你在新专辑中有很多的改变，他们能接受吗？
罗：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经过了太多的阶段，我的歌迷都在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在改变。喜欢我歌的人是一群人，慢慢一些人走开，一些人进来，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改变。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我不能说年轻人听到我这种很慢的曲子，一个民乐的曲子,或者说我组合过的民歌加电子乐，就赶快变成罗大佑的歌迷。我不可能去奢望这些东西。但有些人是陪我一起从岁月中成长过来的。我倒是希望，如果罗大佑没有让他们失望的话，这些音乐是可以陪伴他们一阵子，这一阵子要长一点。这就是我一个小小的奢望。创作人就是这个样子，希望自己的歌时间长一些，希望自己写的曲子听的人多一些。我没有别的奢望。创作人也和一般人一样，吃喝拉撒，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平凡人的日子。专业工作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刘索拉讲过，她有一次跟您比唱中国民歌，被您给唱倒了。那中国传统的音乐在您的创作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罗：我举个例子，像台语歌它那种哭调其实是非常中国的，它跟江南的民歌很相似。我不讳言我是一个统派的人，我对台湾独立怎么看都觉得它有问题。我不是因为我在北京才这么讲，我在台北也这么讲。这样一种调式的东西，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它肯定有它的共同性。音乐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大家的血缘、命脉、文化的根基，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音乐有助于去找到我们共同的祖先，音乐有助于我们去找到我们共同的周遭的情绪。
每首情歌都是某一段感情的影子
中国新闻周刊：您写了这么多情歌，这里面有没有自己感情经历的影子？
罗：当然有，而且每一首情歌都是我在某一段感情里面的一个影子。有时候不见得只是这段感情，它也加上前一段失恋的时候一些影子在里面，把它拼凑起来。像《恋曲一九八Ο》就会特别清楚，有时候就会不一样。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剪贴。
中国新闻周刊：您给很多歌手写过歌，这些歌过一段时间又会拿来自己唱，而您的演绎和他们的好像完全不同。
罗：我是这样看，假如我要唱自己的歌，唱法只有一种方式，编曲会只有一种方式。假如你把一首歌交给像齐豫、梅艳芳、陈淑桦那么好的歌手的话，他们的演绎方法会有很多种。同样是《滚滚红尘》，编曲用这样的方式那样的方式，他们都可以表现得很好，他们都是很好的诠释乐曲的人。假如我做制作人，譬如说陈淑桦，我会在那段时间里面，帮她找一个最对的方式。但陈淑桦表现的方式绝对的不只是那个样子的。反过来罗大佑要唱那首歌，他可能20年里就只有那一种方式表达。因为写曲的人是我，我对那首歌先入为主的那种观念已经很难打破了，会变成只有一种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李宗盛是您的好朋友，他的歌好像更口语化一点，您对李宗盛怎么评价？
罗：好朋友以外，他是非常好的作词作曲者。他跟我不一样的一点，我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我会做我自己的制作公司来跟大的唱片公司合作。李宗盛个性喜欢跟很多人一起工作，这样比较有效率，他会找到一种方式。我选择跟“滚石唱片”合作，他选择在“滚石唱片”内部工作，这就显示出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他的生日跟我就差一天嘛。我们都有对市场的一种很好的敏感度。我们都把音乐当作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我们都面临音乐市场的很大的冲击，现在的音乐市场是很不好的，因为电脑的关系、因为网络的关系、因为下载的关系、因为翻版的关系，我们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们还在努力，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觉得如果好好做的话，音乐可以和其他的媒体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可能那段我们最灿烂的日子已经不在了，这没有关系。每个时代可能都有它最灿烂的媒体存在。
(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吴子 整理/吴子 丁丁 摄影/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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