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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芳】 于 09/28/00 21:09:11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

主题：<丑陋的中国电视>作者的另一作品　

我的大学

　

胡疯

　

1、厦门大学

　

我有两张不同的身份证，一张是广西南宁，另一张是福建厦门。这是四年大学生活留给我的最真实的印记。照片上的少年时年18岁，体重不足50公斤，他庸倦、邋蹋的面容完全出自当时残酷的高考选拔制度。我与其他各省汇聚而来的24位同学一样，是百里挑一的天之娇子。我们一起在大学里学习金融。

厦门大学地处厦门岛的东端，依山傍海，校园里阳光明媚，绿树成荫，红砖绿瓦掩映其间，“爱在厦大”是当时全国高校普遍流传的一句俗语。厦大最独特的风景是那些数十栋用诸如芙蓉、石井、囊萤、映雪等或婉约或励志的名字命名的楼房，芙蓉是男生宿舍，石井是女生宿舍，其它囊萤、映雪、博学则是教学楼，按建成先后分别冠以如芙蓉一、芙蓉二……直至现在的芙蓉十一的序号。解放前建成的楼带有浓郁的闽南风俗，是那些方正敦厚，前廊开阔，色彩繁复的红瓦青石楼，连以整齐清洁的石板路面。据说厦大和附近的南普陀寺都是陈嘉庚先生炸山填海建造的，炸碎的山石正好是难得的建材。而陈先生节衣缩食捐赠的银俩也就是以各个楼宇为计量的，所以后来又有芙蓉是他女儿、石井是他女婿的传言，这也许不仅仅只是同学间代代相传的趣闻。

厦门市当时正处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在此之前它是全国闻名的海防重镇，我在环岛旅游时还能偶尔看到海峡两岸炮战的遗迹，再远就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强行开放的通商口岸了，而清初时他成为郑成功囤兵割据的海上孤岛。飘摇动荡的近代史与含莘茹苦的讨海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塑造了今天闽南人安于现状、自满自足的群体性格。他们富有但迷信，热情好客却谨小慎微，勤劳朴实而又精明狡獬，令人不禁慨叹当年血泪斑斑的“小刀会”、“卖猪仔”、“下南洋”的苦难历程。现在每年中秋或十月十日，海峡上空就会升起缤纷璀璨的烟火；我的二位男女同学来自厦门市也是福建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双十中学；每天鼓浪屿上都有人向内地人游谰花2元钱看一次望远镜……所有这一切对异乡人来讲都既陌生又好奇。

厦大成立于1921年4月，我记得如此详细完全是因为入学典礼上，系党委书记用坦诚严肃的口吻夸耀说本校的历史甚至要略早于中国共产党。这是所完全按照陈嘉庚的崇高愿望和西方教育的标准模式建立起来的私立高等学校，首任校长是获得爱丁堡医学学位的林文庆。1990年他的儿子为把父亲的遗产捐赠给厦大携家眷从海外归来，主人出于礼貌特地主办了一场学术报告会，只有我一位学生和十多名教师坐在可容纳250人的演讲厅里，听他用英语介绍我们当时都不甚明了的爱滋病防范措施。我去只是想从后人身上找到最初那些想用西方优秀的教育传统改造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的遗风。

嘉庚先生破产后不得不出售厦大给国家。他到逝世时已一贫如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校董的名份、一条铁路的远景规划和一座气势恢宏的海上陵墓。他是那个时代众多的伟人之一，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择定墓址和扶灵。

真正使厦大声名卓著的是学校最初二、三十年间的毕业生，他们因战乱流亡海外，也把厦大教育救国的人文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在台湾拥有人数最多、组织最好的校友会。1989年李远哲唯独接受厦大邀请出任客座教授不仅仅因为厦大有全国首屈一指的化学试验室，他告诉我们：他在台湾读书期间，一位时常劝戒他毋忘国耻的导师就是厦大三十年代的毕业生。1991年他们回到祖国参加厦大建校七十周年庆典时已白发苍苍，德高望重了。那一天我们全班登上五老峰顶，我与同学互赠勉励，相约百年校庆再欢聚一堂，同饮庆功酒。

　

　

2、莘莘学子

　

我们的宿舍在芙蓉四，8个人住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子，当年陈景润就住在隔壁。那个年代金钱和财富还不能拉开社会等级的差距，人与人之间高度平等，8个人从一开始就成了好朋友。我个人毕生都是某种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和批判者，我和我的同学除了惊人的学习能力外一无所有。高考制度唯一的优点也许只是它把一群年龄、智力、经历上相仿的青少年荟萃在一起，让他们在共同的生活和学习中既相互帮助又互相启发，由此结下兄弟般的友谊并最终分道扬镳。

那是激动人心的年代，改革开放带来先进事物，知识解禁引发学术热潮，思想解放迎来自由辨论的春天。我抛开课本，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可能找到的外国书籍，奔忙在各个讲座报告之间。先是哲学，而后是文学、美学，后来又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我充沛的青春激情和生命力在语言和知识激发的兴奋中逐渐升华起打破权威、反对偶像的幻觉。

中山路是厦门市最繁华的闹市区，我每周去一次那里的新华书店。十年前书价非常低廉，而我去得最多的还是旧书专柜。专柜由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掌管，负责收购旧书重新标价出售，我几乎每次都能找到一些好书。现在这个书店装饰得灯璧辉煌，专柜也已不复存在了。买书求学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我曾见过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仅售1.5元，可惜钱不够，当天回校借钱后再去已被他人捷足先登。毕业后我终于在南宁买到这本书时竟要9.9元，而且还是平装本。我上大学时仅携带一件皮箱，四年后返乡已多了16箱书籍，连回程路费都还是借的。买完书后最大的乐趣是去厦门当地出名的吴再添小吃店要上一碗虾面和一个肉棕，我吃得鼻尖冒汗。

我偷过校图书馆每个借阅部的书，为此积累了不少手艺，也曾当作经验在同学中广为宣扬。当然偷得最多的还是期刊部，一是那里有不少新进作家难以成书归集的的最新作品；二是从电影或时尚刊物偷来的画页可以美化宿舍。厦大书店因管理松懈我也常常光顾，从未失手。偷书或不时偷些小店的水果绝不仅仅出于生活所迫，它能帮助我在同学中树立起藐视权威、离经叛道的先锋形象。那时的青春狂热得近乎盲目，我陶醉于形式激进、悲怆的魅力竟完全忽略了实质性内涵。

十年前的高等教育和十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样，处于黑暗与光明、改革与保守、传统与反传统、东方与西方、计划与市场激烈交锋的中心，一批具有现代先进思想及海外归来的的青年教师开始占据讲台。所有这些又与青少年走向新生活的放荡和狂妄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校园生活呈现出光怪陆离的人间百态，充满着矛盾。有的同学目标明确，脚步坚定，或苦读英语猛攻托福关，或精修课程为考研和毕业分配做准备；有的同学积极参加学生会和各官方社团，在学校的大小社会活动中大出风头；有的同学注重仪表及修养，潇洒纵横情海；有的同学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思想偏激。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着以社会先知自居的优越感和雄心勃勃的个人野心，都以为自己是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不世天才。他们是中国最后一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者。

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所有财金系男生都已经知道我有秉烛读书的习惯，几乎天天不曾中断，一直要到深夜二、三点钟。熄灯后点蜡烛是被学校绝对禁止的，我得以坚持下来完全是由于自己的热情和固执，当然最后毕业时我替6位同学完成了毕业论文。可以说我现在的治学方法、思维模式和逻辑理念至读书习惯全部来自那些夜晚，我最终没有成为课堂上一般意义的好学生。我对此从未后悔。

　

　

3、文学青年

　

据我所知，和我同年代的人，只要稍有些艺术气息的都热爱过文学，写过诗歌。当初和我一起购书、观看凡·高画展的同学，96年我们再来到书店时，他只是远远地站到一边。他告诉我毕业后他把那些书统统捆扎在一起，塞进略显拥挤的单身宿舍的床脚下。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也不应该去读了。

十年前文学是高尚和崇敬的，高晓松说过，“那时写一首诗比现在唱一首好歌更受欢迎。”7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还没有被什么琼瑶、三毛、卡拉OK、中国原创音乐所毒害，他们大多参加过毛主席追悼大会，老师讲的也都是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垂而不朽、腐而不烂，实现“四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没有太多青梅竹马的童年、风花雪月的少年，他们的青春期就这样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在一夜之间来得迟缓而又汹涌。

我最早的思想启蒙是从文学开始的。或许当时并没有文学这一说法，人们告诉我说这都是些有碍学业和前途的“课外书”。可正是这些课外书，在那个学业枯燥、思想抑制的年代里成为每个青年共同的精神食粮。我上大学的第一首诗就是模仿徐志摩的风月之作，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根本无法分清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生活，我们的感伤仍然是乌托邦社会理想在个人情感世界地延伸，是意气风发的革命豪情与多愁善感的少年梦呓的畸形混合体。

上大学前，我的文学知识仅有一些五四的白话诗和改革之初的几首朦胧诗，是大学改变了这一切，很快我就开始大量阅读当时激进青年间私下流传甚广的西方作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4册），《麦田里的守望者》，《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恶之花》，《罪与罚》、《喧嚣与骚动》、《局外人》、《伊豆的舞女》等；尼采，萨特，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里尔克，海明威，加缪，卡夫卡，乔伊斯，川端康成、福克纳、博尔赫斯成为新经典作家；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迷惘的一代这些西方世界层出不穷的文学运动被奉为时代强音。西方一百年来的文学精粹就这样以燎原之势传遍神州大地，我的创作也迅速超越玩赏风月、多愁善感的起步阶段。我以现代派反传统的诗人面目横空出世，连衣着和发型都咄咄逼人。

一位台湾富商思慕舒婷的才艺，与她结婚并为她在美丽的鼓浪屿上置业隐居。结婚后商人重利轻别离，舒婷自己也似乎十分满意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1990年炎热的夏天里，我与四位好友数次探访她在鼓浪屿中华路14号的家居，均无缘相见，只能在留言表达崇敬和遗憾之情后悻悻而归。半年后意外地收到舒婷的来信，她在信中客气而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只是一介平凡女子，不值得世人这样追逐寻觅。那一天我在鼓浪屿书店又买了一本《双桅船》，尽管我曾强烈批叛过这本书。当时的我已把自己看作《凡·高传》中烈烈燃烧的向日葵了：“他不能没有这种比他生命更伟大的东西──创造的力量和才能，那才是他的生命。”（Irving Stone, 1945, 《Lust For Life》）

那是一个才华横溢、白衣飘飘的年代，我就是这样结识毕生的好友福建漳州人韩志斌的。我们在大学最后的几个月里热烈地交谈，不分白天黑夜，他是位善良的文学爱好者和理智的诗评人，直到毕业后他的来信仍然充满挚诚和热情。他说要在生活中把自己一分为二，象上帝一样思考，象市民一样生活，白天黯淡夜晚激昂。他最终没能走出那个时代的悲剧。

“文学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谎言、最美丽的错误吗？”许多那个年代的英雄人物最终都没能摆脱噩运。海子卧轨，骆一禾暴毙，顾城自缢，舒婷归隐，北岛、杨炼留洋，刘小波变节，胡河清坠楼，崔健罢演……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被淹没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成为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互惠互利的绊脚石；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一位曾受人尊敬的评论家撰文鼓吹卡拉OK包厢里的歌曲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诗歌，英雄无用武之地；我1989年的暑假漫长而孤独。

毕业前一个炎热的夏夜午时，几位同学从小酒馆里大醉而归，又意犹未尽地回来叫上我。我们一行人倒提啤酒，勾肩搭背，沿着芙蓉湖边走边喝，吆喝谩骂。其间不知是谁朗诵起我诗歌的片断，众人高声齐和，一路月光如水。那是我大学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夜晚，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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