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累了,迁都吧!(续)-新都构想    


【道道道】 于 10/19/00 21:32:03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新都构想

  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中国未来迁都的方向应该是南移西进,以适应全国范
围内的均衡开发和“地气南迁”的战略态势。有人提出可在西安、武汉、成都、
兰州等城市中选择新都,实际上没有考虑到这些城市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它们本
身已迫切需要“减压”,已不可能承受过多城市功能的叠加。因此,如果考虑迁
都,最佳途径是创建新都。近20年来,白手起家的现代化的特区城市就建了5座,
依托日趋雄厚的中国经济实力,建设一座新都已非难事。

  中国未来的新都应选址在哪里?从大的地域来看,新都应选址在长江和黄河
之间、汉水流域附近比较适中。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由襄樊、
荆州、荆门、宜昌4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我们可称之为“襄
荆宜三角地带”。这块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
工农业基础雄厚、资源供应充足。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带处在中国南北和东西相
交汇的地理中心,是联接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
开放性大,四面连通性好,真正据东进西出、南来北往之要冲,其独特的区位优
势目前全国没有任何其他地带能与之相提并论。

  至于巨额的迁都费用问题,通过对部分国家迁都行动和计划的比较,我们假
定未来新都中心区的人口在60万左右,则基本建设费用约为2200亿元人民币,加
上周围卫星城镇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总数应不少于3000亿元,3000亿!这对正处
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中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的国力能承受得了吗?

  1999年中国GDP总值已超过8万亿元,银行存款余额高达9万亿元,表明中国整
体经济实力已较雄厚。如果将3000亿分摊在10年左右,每项年约300亿元,不到G
DP的0.4%。要是在2005年以后开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走强,这一投入最终
可能不到年均GDP的0.2%,将比三峡工程投资占同期(1994年至2009年)GDP的比
率还要略低,对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压力并不明显,更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巨额
赤字和剧烈的通货膨胀。

  理想的分散之道

  未来新都是平地起新城,当然可以按照理想模式建成世界最好的都城。从城
市职能上看,以政治中心为主,兼有部分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教中心的职能,
但是绝不能搞成那种多功能、综合型的所谓“国际大都市”。否则必将影响今后
首都功能的正常发挥,违背了迁都的初衷。

  如果冷静思考一下,迁都对北京来说则是一种“解脱”。几十年来,过多的
城市功能叠加在古都身上,使她无法挣脱那重重束缚,苦不堪言。北京的最大优
势和特色是文化,谁也无法否认:北京积淀了数千年来无数中国人的光荣和梦想,
中华文明中最深沉的品质和最光辉的理性都可以从中找到浓缩的一页。过去我们
是舍本逐末,对北京最珍贵的东西视而不见。今后的北京,不仅要成为中国的文
化之都,还要成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世界文化之都。目前堪称世界文化之都的城市
只有代表西方文化的巴黎,代表东方文化的还没有。北京在正确地给自己定位以
后,完全有资格去填补这个空白。当然,这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建设世
界文化之都既是北京人的理想,更是全国民众所热望见到的,其成功的可能性甚
大。

  偌大的中国不能没有一个全国经济中心,在某些国家也称之为经济首都。这
个中心应该是地理位置适中、腹地宽广富饶、劳动力素质较高、交通运输设施齐
全、金融和贸易都极其发达。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上海都是当然的“人”选。
确立上海经济中心地位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中央政府应给予更宽松、更优裕的经
济发展条件,诸如可将央行总部和大部分金融机构总部搬到黄浦江边,使其真正
发挥全国经济的“龙头”作用;二是意味着上海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要承担更
多的责任和义务,是要适当地“付出”。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应在法律上明晰化,
对上海、对全国都有好处。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亮丽的画面:我们设想的未来新都与北京、上海一
起,共同承担起泱泱大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职能,各展其长,互为依托,
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首都职能分散之道。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如果
在未来的宪法中3座城市的首都功能得到确认并得以实施,必将意味着中国发展进
程的重大演进。

  附:

  世界迁都浪潮的启迪

  首都为国家中枢之地,一般不轻言迁离,但随着国家整体战略的转换,迁都
便成为调整利益冲突、保持国家活力的重要手段。二战后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建
立了新都,还有10余个国家正在考虑迁都。其中,巴西迁都巴西利亚,日本首都
准备迁离东京可为镜鉴。

  巴西的旧都里约热内卢是南美洲最大都市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
但其位置偏居东南一隅。1950年前后,巴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都
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周围不到全国11%的地域内,而广阔的中西部和北部亚马逊地
区发展长期滞后,虽然物产丰富,但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这样就有所谓“两个
巴西”的存在:一个是先进的沿海巴西,集中在东南部的狭长地带,其现代化程
度堪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是荒凉落后的内陆巴西,是全国的“低谷地带”。

  1956年上台的库比契克政府雄心勃勃,决心完成迁都的“百年大计”,以尽
快克服容易引起国家分裂的严重失衡状态。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和
多方压力,在人迹罕至的巴西高原中部建起一座颇具特色的新都,1960年4月21日
举行了举世瞩目的迁都大典。随后几十年间,巨大的区域失衡也在一定程度上得
以减弱。仅巴西利亚至贝伦的公路开通以后,沿线即由10万人猛增至200万人,巴
西政府从1940年就倡导的“西进”运动,直到实施迁都战略后才真正发生了效应。
迁都后,原首都里约热内卢“文化之都”的形象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现
在,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圣保罗三地分别承担巴西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
中心职能,各司其职,各具特色。

  日本的情况对中国则更有借鉴意义。日本首都东京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
市,并曾多次排在国际最佳都市排行榜之首。1995年12月13日,日本“国家议会
转移委员会”向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提交了一份关于迁都问题的详细调查报
告,认为日本的政治、经济职能过于集中在东京一个城市,已成为影响日本21世
纪社会健康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必须对首都迁移出东京地区进行讨论,并成立
一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中立评选机构进行新址论证。连东京这座很多日本国民
心目中国家的“窗口城市”都要考虑迁离,一时引起日本乃至全球的关注。著名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衰退的一个原因是“人力、物
力、信息资源过度集中于东京”。1996年,面积约占全国0.6%的东京居住了超过
全国1/10的人口,超过全国20%的GDP,而全国人口的1/4以上集中在东京周围50
公里以内。东京已患上空气污染、住房拥挤、物价昂贵、交通不畅等一系列“都
市综合症”。报告提出了10个苛刻的选址标准,目前已有10多个新址供作新都选
址。日本国会甚至提出,争取2010年国会会议在新都举行。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
别人的长处的,在迁都问题上,他们是否又紧跟上世界潮流了呢?

  在近年涌动的世界性迁都浪潮中,德国迁都柏林和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纳尔
已取得了初步成功。德国1990年的统一来得太突然,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由于
东德是作为5个州加入联邦德国的,东西部差异太大,不少西部人怀有过多的“恩
赐感”,而东部德国人则有过多的“抱怨”和“不安的感觉”。从西部的波恩迁
都至东部的柏林,不失为一明智的抉择:柏林是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代表,它能医
治东部残破的经济和人们心中的创伤,使全体国民从心底感受到一个统一民族共
同体的凝聚力与自豪感,了却8000多万德国人跻身全球大国的强烈愿望。哈萨克
斯坦1997年从偏居西南一隅的全国最大城市阿拉木图迁至中部小城阿斯纳尔,是
欲借此平衡全国范围的生产力分布,打击俄罗斯裔居多数的北部地区的分裂势力,
从而“扭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俄国殖民政策”,推动哈萨克人移居俄裔为主的北
部。正如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所言:“年轻人和下几代人将会看到,从哈萨克斯坦
的发展来看,首都从阿拉木图迁到阿斯纳尔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关于迁都的总体设想,作者已撰写《迁都之议——21世纪中国国家的战略
大重组》一书,将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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