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quila】 于 11/26/00 2:14:00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再提刘索拉（其它倒罢了，关于摇滚、蓝调、爵士乐的部分可以看）
【tequila】 于 11/26/00 2:14:00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
刘索拉：做音乐时我的动物感觉很强 郭盖/文
刘索拉：作曲家、小说家、人声表演艺术家。1955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8年移居海外，现居纽约。1997年在纽约成立了的唱片公司，意图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态进入了世界音乐生活。
刘索拉的音乐风格多样，除了爵士、蓝调、摇滚等现代创作之外，还有电影配乐、舞剧音乐、歌剧、管弦乐、室内乐等，近期主要作品有《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缠》、《六月雪》等。其中《蓝调在东方》曾在美国新世界音乐榜数周排名前十，深受爵士音乐界好评。刘索拉还是知名小说家，1985年，她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曾在中国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后又创作了《蓝天绿海》、《混屯加哩格椤》等小说。
去国十载的刘索拉，1999年11月回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她的演出安排在11月12日晚。这天晚上，离开演还有一段时间，在保利剧院的前厅，便聚集了一些北京艺术圈的人，仨一群俩一伙地讨论，人人脸上都流露出某种期待与兴奋：不知久违了的才女刘索拉这回要掏给大家什么“玩艺儿”。
7点30分，演出开始的时候，剧场中几乎座无虚席，各媒体的摄影记者几乎占据了前排的所有有利地形。
舞台灯光亮了，刘索拉和她的乐队朋友出现在观众面前：俩男俩女，男的是黑人，一个弹贝斯，一个打鼓，女的是黄种人，一个是去国九年的琵琶高手吴蛮，一个是人声刘索拉（因为她有一个头衔是人声表演艺术家而不是歌手），不过说人声那是有点儿恭维她抬举她，因为等到她一出声儿，人们马上发现在多数时间里她发出的根本不是人声儿，从她那又宽又脆的声带里滚滚而来的是鸡鸭猫狗驴马等五类六畜的声音，欢乐与忧伤、不长不短的人生酸甜苦辣浸于其中，所有这些交集的百感几乎都不能够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述，那是一些与生命深处的某些悸动相维系的声母音，在这些声母音里，那不是秦腔的秦腔，不是梆子的梆子，不是豫剧的豫剧，不是蓝调的蓝调，极为妥贴地融合在一起。一袭蓝衫蓝裙的刘索拉站在台上像个女巫，一举手一投足，声音流转到妙处，只见口舌翻飞，声情恣溢，每曲终了，观众都不禁欢呼啸叫……
[ 以下是郭盖（郭）对刘索拉（刘）的访谈 ]
“挣扎的感觉特不舒服”
郭：到你这个年龄，一个人站在台上个把小时的演唱，体力真不错！你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是什么年龄？
刘：30岁到40岁时。
郭：勉强以年代划分，你的创作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它们是怎么演变的？
刘：30岁以前是一个阶段。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30岁以前总觉得自己心里有某种愿望实现不了，那会儿对什么事儿都好奇，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虽然考上了音乐学院，但对于将来要干什么心里没谱儿，未来在我面前，一片茫然。30岁以后，模模糊糊有一种感觉了，从摇滚乐入手，我不停地试验，不停地做，这种感觉才越来越清楚，但这一时期自己的创作是个努力挣扎的过程，因为你看到了你哪儿不行。30岁到40岁对我来说是个尽力挣扎的阶段，这种挣扎的结果就是我离开了中国，88年离开中国时我已经32岁了。
郭：从作曲到写作再到表演，是不是出国之后就做得更多？
刘：在国内就开始做了，所以我说30岁以后我才看到自己有什么可以做，有兴趣做。但为什么说很挣扎呢？就是说你觉得自己不够，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又想努力去做。挣扎的感觉特不舒服，信息也不够，能力也不够，经验也不够，又不知为什么不够。你看我在音乐学院学这么多年，想做的就做不出来，那个声音我找不到，也没人告诉我，做出来的东西觉得不对头，不好听，不是我要的那个。怎么办？那段时间特别难受，不停地试验，不停地摔跟头，一路摔过去。那时国外艺术资讯特别少，不像现在。昨天我去北京一个酒吧听音乐，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幸运，世界最新的东西他都能马上知道，因特网使他们的视野开阔多了，而我们那会儿只能靠很少的一点磁带。
写作与音乐是生理需要
郭：你做的几种艺术样式是怎样进行的？俗话说一心不能二用，写作与音乐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刘：这是生理需要。（嘿嘿嘿嘿！）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身体最好的时候，工作室里有两台电脑，这边电脑是文学，那边电脑是音乐。我把两台都开着，这边做音乐累了，我转过去那边写小说；那边小说写累了，转过来接着写音乐，就这么来回弄。现在不行了，老了！那样工作特别累，那时我一天坐屋子里可以10个小时不动，除了上厕所喝水吃东西，10个小时我脑子不停地运动，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直到40岁才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干了，因为眼睛坏了，一天20个小时盯着电脑把我眼睛给盯坏了：眼圈红肿，眼珠儿像怕见光的夜猫子，出去得戴墨镜，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郭：你精力好时一天写多少字？
刘：我这人不是作家型的，让我一天坐那儿光写小说我坐不住，所以我才一会儿写小说一会儿弄音乐。那时我弄音乐的电脑很慢，给它点儿材料它得处理好一会儿，这时我就写小说。我这人一心可以三用，写小说作曲同时想着表演，所以这十年我特别累。
郭：《你别无选择》85年发表，在那时的青年中引起轰动。今天的读者对小说的诞生过程也许有点兴趣。
刘：那时我才29岁，精力特别旺盛。写作时不吃不喝，早上一睁眼就开写，一直写到要死了才停下来。写作时我戴着耳机听着音乐，一听音乐我更来劲了。（嘿嘿！），年轻人嘛，因为是听着交响乐写的小说，行文中有一种音乐的节奏，稿子基本上一遍过，一个月写完，这是84年的事。
郭：在国外写得多吗？
刘：我先到英国呆了六年，然后到美国。在英国写了一本书叫《混屯加里格椤》，到美国后又开始写另一本小说，我写得挺少的。
郭：有报道说这个小说在海外引起一些反响，是在华人中还是在白人中？
刘：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时引起美国文学界一些反响，仅限于文学界的反响。
郭：在国外你的阅读情况如何？
刘：刚出国时特憋得慌，语言不过关。出国带了一箱子中文书，没几天就看完了。我解决语言问题挺慢的，因为花更多时间在创作上，搞音乐只和音乐家打交道，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跟音乐家交流，阅读音乐之外的东西就更慢了。
郭：在英美的交往圈子是什么样的？
刘：西方人多，但最好的朋友都是中国人。
摇滚乐不是训练出来的声音
郭：87年你曾在国内搞了一部摇滚歌剧《蓝天绿海》，到英国后一头扎进摇滚乐里去了吧？
刘：有那么一段，摇滚乐在西方开始是不学音乐的人搞的，是大众表达自己的方式。我被它吸引，可能跟我搞文学有关。我这个人挺关心世俗情感的大众情绪，而古典音乐家基本上在创作中不太关心世俗情感，觉得低俗，音乐圣殿嘛。我的选择跟我的天性有关，爱看文学书，摇滚乐是非常文学性的，它很重要的东西不是音乐而是歌词。为什么老百姓喜欢，就因为它表达了百姓的想法。在音乐学院时曾听过平克·弗洛伊德、杰克逊、鲍勃·迪伦、保罗·西蒙，披头士我十六七岁时就听过，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写摇滚乐。我是从人文的角度喜欢摇滚乐的，摇滚乐是在向社会说话，它是年轻人的声音。我喜欢比较有人性的音乐，摇滚乐与众不同，它不是训练出来的声音。87年我到美国访问了一个月，接触到了黑人的蓝调。我一听就傻了，它改变了我对音乐的态度，对摇滚乐的想法。
郭：爵士乐在北京的两三个酒吧有经常性的演出，可是蓝调不论在小圈子中还是在大众中，都没什么认知，你怎么一下子被它吸引了？
刘：它太美了！我昨天见到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也问起我蓝调，我说其实它和中国民间音乐、和梆子很像，它就是黑人的梆子。它感情表达又丰富又疯狂，我觉得不可企及，我一辈子都做不到，怎么这么棒啊！访问回国后我坐立不安，被蓝调倾倒了。后来到美国之后，我直奔蓝调而去，到了孟菲斯，那儿是黑人音乐的大本营，原来想象在中国民间采风那样拿着录音机跟人家喝酒然后就听人家唱，可不是那么回事。一到孟菲斯，当地黑人音乐家就把我安排到一家黑人旅馆，每天吃猪肉酸菜大玉米棒子，都是美国南方农民的饭。黑人音乐家白天都出去打工，晚上才能来旅馆找我说音乐，所以我经常被孤独地扔在旅馆里。旅馆里妓女很多，黑人到晚上都过来跳舞唱歌，在这里我才感到学蓝调不是我想象的民间采风，拿录音机一录就完了。黑人音乐家首先想让我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贫困，他们精神的压抑。虽然美国是个平等的国家，但在孟菲斯，黑人还是感到压抑。有时候，黑人带我去他们的小屋子排练，屋里又闷又热，也没有空调，灰尘土腥的，他们弹起了蓝调吉他，蓝调就是这样产生的。蓝调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身体语言，上面演奏音乐，底下的人就跟着跳，他们的身体永远都在倾诉。蓝调其实大部分都在讲性，赤裸裸的发泄，他们音乐中快乐和忧伤的里面都有性，从头到脚发泄的都是性，在歌词里直接就讲性：我要和你做爱，然后就拼命强调我要我要我要，做爱做爱做爱，然后就发疯似地尖叫、呻吟，然后就满地打滚，这是蓝调最大一个特点，也是他们表达爱情的一个方式。刚开始接触它时，一个美国人问我你知道蓝调是怎样一回事？我说不明白，就觉得好听。他说等你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然后你看你是否还是喜欢。可等我了解了他们的音乐之后，我还是喜欢。
巴赫+中国人=？
郭：你从用笔改用电脑经过了多久？
刘：重要是写《混屯加哩格椤》把我写惨了。以前我写东西基本上一气呵成，可能年龄上不同吧，写这个小说时，我想慎重一些。人可能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年轻时觉得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话，但可能净说废话，到了这时，觉得应该改了。这篇小说改得厉害，乱得自己都不认识了，稿纸上一片狼籍，从此以后，我觉得该用电脑了。92年，我买的第一台电脑是从作家阿城手中买的二手电脑，到现在我用的还是那里面的软件，词组是阿城编的。
郭：买这个“阿城”牌电脑花了多少钱？
刘：（哈哈！）具体数就不能跟你说啦！这是我们俩人之间的交易啦。做音乐的电脑是个英国人怂恿我买的，也是个二手电脑，自从买了它，做音乐就上了瘾，但我现在写音乐并不用电脑，我先写谱子，写完谱子往电脑里输，然后打印出谱子来。
郭：《你别无选择》发表后，在国内知名度很高，在西方你的知名度怎样？
刘：我幸运的是到美国后做了一张唱片《蓝调在东方》，卖得不错，因此大家知道了有个中国女人做这种音乐，但也就是在文化界音乐界对我有所了解。美国大众对我是否了解，我不知道。我做的音乐不一定能唤起大众共鸣，他们顶多也就是看看新鲜，因为你在国外就是客人。美国是一个文化强权的地方。
郭：在国外十年还是客居的感觉，有些人很想融入西方主流文化。
刘：有些人把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看得特别重要，干嘛要融入西方主流？我对主流文化很关心，但越是这样，我越要保持自己这个非主流立场。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在美国音乐的发行商是宝丽金，在书店、唱片店都有我的唱片。我想还是个立场的问题，你怎么看自己！我有自己的观众，他们都是美国人，美国音乐圈也把我看成自己人，美国黑人甚至把我看成是黑人。西方主流文化就是白人文化，我不感兴趣成为白人主流文化的一分子。黑人的文化也是一种主流文化，我从黑人那里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黑人在那么困难的生存条件下将他们的文化与白人文化一同发展，最后他们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化。
郭：蓝调产生于十九世纪美国南方农场中的黑奴，如果中国人处在黑人当时的位置，恐怕不会产生蓝调那种苦难深重但苦中作乐、嘲笑苦难的音乐。
刘：黑人的性格特别强悍，不容易被压迫击垮。他们讲到爵士乐时曾自嘲地说：爵士乐就是白人给我们钢琴提琴管子小号，让我们吹巴赫，结果我们就吹出爵士乐来了。通过自嘲你可以看出黑人的性格，而我们中国人就是要把调儿找得比真巴赫还巴赫，（哈哈！）两种不同的性格。
“咱俩得真翻跟头”
郭：大陆观众对你去西方后的创作不太了解，你在那边创作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刘：我音乐的转变是到了美国之后，《蓝调在东方》是开始，《中国拼贴》又是一个转变。我做作品特认真，每个作品都尝试一种新方式，每一次都做得很累。近作《缠》是我音乐结构上一个新的思考，《蓝调在东方》是把蓝调与中国民间音乐做个融和，它进入了我的身体，到《中国拼贴》我感到在做真正的中国音乐，它进入了我的心灵。我这人像动物，做音乐时我的动物性感觉很强。《中国拼贴》在演出上也很成功。我比较追求音乐的娱乐性，我只要观众来听音乐，而不是让观众来想我多深刻。我喜欢中国民间艺术那种真功夫真味道，比如翻跟头，搭几个椅子就爬上去往下翻，你得真翻，不能在平地上假装比划几下你就说翻了，然后就说自己多深刻。《中国拼贴》是一个琵琶和人声的作品，我跟琵琶吴蛮说：咱俩得真翻跟头，咱一上台得让美国观众嗷嗷叫好，得煽起来。我这个作品长度50分钟，一口气演完，从策划到上演有半年时间。从谱子一写出来，我俩就各自在家里玩儿命地练，那种玩儿命劲——有一次我都累晕过去了，眼前一片黑。我们用了一星期时间在一起切磋琵琶素材，演出前在一起也就合了一两次。首演是在纽约一个小型现代剧院，我们俩玩儿命了，拿出摇滚乐的劲头上了。吴蛮那一首琵琶弹得飞快，我的嘴皮子也停不住声儿了，上去就这么机关枪似地一通扫射，那效果就跟摇滚乐似的一片欢呼，我们就想像民间艺人似的，拉开场子一唱，观众就得来，刮多大风也得来，来了一听就得说好。首场演出之后，《纽约时报》评价挺好。声音没问题了，我想解决作品结构。长期以来我在音乐中一直追求一种民族化，这个民族化不是单一民族，我从理解中国民族音乐开始，进而理解各国民族音乐，如果把各民族音乐中共性的东西找到，并加以发挥，我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音乐家，一个广泛的民族音乐家了，这让我多舒服哇！这又是我自己生理上的一个需要，我能感受到黑人、印第安人、蒙古人等等，我多舒服！
朋友一到我们家，就想跳舞
郭：你在美国买了自己的房子吗？
刘：是我和先生一块儿买的，这房子原来是个厂房，改装成人住的房子，不像公寓。我住的那条街整个都是工厂、办公室、仓库，就我们那个楼改成住人了，进去还是厂房的格局，我住第三层。
郭：你这厂房有多大？
刘：（哈哈！）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反正我每天来回得走好长的路。刚开始住进去以后老觉得浑身腰酸腿疼的，一琢磨，我他妈走多少条街呀！（哈哈！）我把厂房隔出一个睡房，一个办公室，我的音乐公司也在这里。站在窗前向外眺望，一眼就能看见对面的公司，他们的楼挡我的阳光还不说，还能看见我们家，所以来得挂上窗帘。朋友一到我们家，就想跳舞，因为空间太大了。
郭：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吗？
刘：嗯，这个问题不能回答。（哈哈！）
郭：你在英国和瞿小松分手后，一个人生活了五六年吗？
刘：我有男朋友，那个——我有那么老实吗？（哈哈！）我们都没有那么老实，各自都有自己的丰富生活。我现在的先生在香港教书，两地分居，一两个月才聚一次，也习惯了，都特别忙，我觉得这样挺好，各自都挺独立，都会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他原先有孩子，所以我就不想要孩子了。我们的家庭挺大的，朋友特别多，我和先生都把朋友当家里人，包括我和瞿小松现在的关系也像家里人。
郭：按常人理解，俩人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多好啊！
刘：俩人都一个专业，不太好，没有空间了，又都年轻好强，整天争来吵去，只好分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处在那个年龄，自己也没弄清楚自己就把关系搞坏了。其实我是一个挺爱家庭的人。
郭：谢谢，以后有机会回国开音乐会，不然观众渐渐把你忘了。
刘：有机会一定。
原载《光与影》1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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