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奕佳:和nico的“唱过一个时代”(转自东方电台民谣流域)
【金芳】 于 06/18/01 10:08:21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
和nico的“唱过一个时代”
看到nico的这篇文章,我惊讶于它竟与我刚完成不久的毕业论文惊人的相似!真同道中人也!!!原来听中文民谣还大有人在!
迄今离“民歌运动”已有二十多年了,让我们看看这一幕吧:
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台湾的年轻人从五十年代晚期就一直有人在搞流行乐队,不过几乎清一色是翻唱西洋歌曲。英美流行音乐在六十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作品脱离了“靡靡之音”的范畴,成了当时青年一代思想的最有力的代言人。而Bob Dylan和Joan Baez社会意识强烈的民谣歌曲,对当时戒严体制下的若干台湾知识分子曾产生极大的冲击。
七十年代初,杨弦、胡德夫、李双泽、韩正皓、吴楚楚五个人因缘际会地相识,陆续写起自己的歌。而同一时期在餐厅演唱的黄晓宁和电视上的洪小乔也开始唱起自己写的歌。他们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方式,不约而同地向美国六十年代的民谣歌手看齐,与当时台港新马地区的浓妆艳抹的“歌星”或是搞热门音乐的小伙子都非常不同。这与当时英美歌坛出现的许多自弹自唱的创作歌手(Singer-songwriter)应该也有相当的关系。
这些努力一直没有汇聚成有组织的力量,作品数量也不多。胡德夫曾经在一九七三年办过创作发表会,李双泽、杨弦都上了台。但这次活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直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杨弦在中山堂的个人演唱会上的了八首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作品,连同稍晚一点的发行的专辑都获得超出预期的巨大回响,“现代民歌”运动至此才算有了一些眉目。
一九七六年,在淡江大学的一次西洋歌曲演唱会上,李双泽带着一瓶“可口可乐”上台问大家:“无论欧洲美国还是台湾,唱的都是可口可乐、听的都是西洋歌曲,请问我们的歌在哪里?”然后在大家的一片惊诧之中他拿起吉他唱了一首《补破网》。这件事掀起的争论进一步刺激了很多年轻人思索“唱自己的歌”的意义。 但第二年李双泽却因救人而英年早逝,没有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作品。
台湾著名的电台主持人陶晓清那个时期在台湾“中广”电台主持西洋流行音乐节目,听了一些年轻人创作的歌曲之后开始在节目里播放他们自己录制的试音带,也极力邀请这些年轻人到节目中来接受采访。一九七七年,陶晓清邀请包括杨弦、吴楚楚、韩正皓、胡德夫在内的许多歌手陆续合录了三张名为《我们的歌》的合辑,由洪建全基金会出版。在完全没有经验、也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们自己编曲、演奏、演唱了自己的歌。这是几年来零星的创作力量第一次有组织地展现。《我们的歌》非常受欢迎,短短一年就卖了十几版(请注意台湾当时还是用“版数”来计算唱片销量的),这也连带打响了“中国现代民歌”这一个旗号。
“民歌”两个字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传统音乐界的人士坚持这种音乐既非口耳相传、又未经历史淘汰,不能叫“民歌”,在报刊上引起了一番不小的论战。尽管各种替代名词纷纷提出,可是却不能改变一般大众已经习惯将“folksong”这种曲风翻译成“民歌”的叫法。于是“民歌”这个称谓就在台湾地区沿用至今。
陶晓清在节目中持续地介绍新晋的歌手,一段时间下来,这些创作歌曲透过台湾全岛性的广播得到非常热烈的回响,也使许多歌手得到参加演唱会和录制唱片的机会。原本只是星星之火的创作风气,在一两年间不知不觉地烧成了燎原大火。这是整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替自己写歌。自己演唱、“唱自己的歌”成了最响亮的口号。当时这些创作者几乎都是学生,没有人想到要以写歌唱歌为业,所以完全没有市场负担和商业目的,这反倒使得他们作品虽然略显粗糙却保留了极大的真诚。
这些创作歌曲受欢近的程度超过大家想象。任祥、包美圣、陈明韶、王梦麟、叶佳修陆续出了唱片。歌曲的风格越来越多样化,一些基本的行销概念也开始出现了。一个以大学生、高中生为主要目标的唱片市场已经形成。原本那种充满大时代使命感的“中国现代民歌”渐渐地被一种曲风清纯、旋律简单的“校园民歌”所取代。这个时期出唱片的歌手年纪都很轻,多半自己也还在念书,并不是每个人都写歌。他们透过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拉近和学生群众之间的距离。而这些好唱好记的歌曲,对一般年轻人来有极大的亲和力。随着“校园民歌”的大受欢迎,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把吉他,一有空就一群围在一起拿出歌本练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一九七七年,新格唱片公司在姚厚笙的推动下开办“金韵奖”,重金鼓励年轻人创作、演唱。空前的盛况把这股年轻人的创作风潮推向了历史的最高潮。“海山唱片”不甘示弱也推出名为“民谣风”的比赛,加入到对校园歌手的挖掘行列。自此商业机制开始渗透和全面接管“民歌运动”。
有的时候真地会由衷地感叹没有赶上那个伟大的“民歌时代”。
作者: 朱奕佳 没时间做,也不会做. 时间:2001-06-11.01:29:45 来源:上海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GiveMe!NEt,参与论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