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罗大佑（又一篇退稿）

【晴朗】于 2001-4-20 4:35:49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

谈罗大佑
（又一篇退稿）
杨波

来源：通俗歌曲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坚硬和顽固的东西是石头的话，中国人除去将石头用以建筑隔阂人的房子和禁锢人的监牢之外，它最重要的用途是墓碑。越重要的人物他的墓碑就会越巨大。我们知道，墓碑倒塌了就会变成拦路石，经此逻辑，在中国越重要的人物在他完蛋之后势必会变成越难铲除的拦路石。这样伏倒的墓碑遍布中国每一道大路和每一条小巷，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拖着被拌断的、露出白生生脚骨的双腿，象难产的母狗一样在这样的道路上蠕动着。
    读惯象征主义的人如果将这里的墓碑理解为传统的话，叙述会变得简单一些。传统是在怎样颠覆进步呢？传统其实并非如人们一贯比喻中的枷锁或者铁手，它的面孔绝非狰狞，它的力量亦绝非强大――它是软弱的鬼魂，却长着比神佛还要伟岸、慈祥、睿智的面容，它的手段才没有简单到什么秦始皇和毛泽东才会使用的“枷锁”和“铁手”，人们对它缘自天成地就，却毫无后天辨析与反叛的膜拜。人们似乎一生出就秃着脑袋、拿着佛珠、跪着，念着经文。
    罗大佑这个压韵奇才同崔建这个被采访狂一道，成为中国流行音乐路上最为庞然可恶的伏身墓碑。我不去否认两人在八十年代起，反思、再反思、歌颂、歌颂、再歌颂这些成就。二十年都快过去了，那些上个世纪的压抑、愤怒、反抗从性质和形式上是否还盅惑着现在的青年？那些面孔模糊于民主女神香火后面的，从监狱走向资产阶级皮椅的街头大学生还是“别有用心的人”的乖孙子吗？当愤怒中年以后，他们必须标榜的愤怒是否也会如当初的茧壳一样被“坏人们”一根根抽尽、抽干、再做成白领小姐丰腴屁股后面的白光？
    戴着墨镜的右派终于成为镜头前摆姿势抛眼神的右派了，风雨打完“现象七十二变”的市民智慧之后，他今天不但有资格说出“幸福是一种冷静”这样的话，而且还成功找了说这句话的口气。这个被压抑了上千年的民族，就这样一个个、一堆堆、一滩滩地继续探索着怎样在山下面摆一个最舒服的交媾姿势。每当罗崔二人向人们解释或说标榜自己当初在如何紧张，专制的政治环境下歌唱自己的愤怒和反抗时，他们脸上的英雄之光亦是最为明亮灿烂之时，匹夫和呆子们需要这样的英雄，因为他俩和他们一样是被压抑和被恐吓的高手。他们会说自己的歌词遭到了怎样严酷的封杀和批审，而他们又是用怎样运用自己高级的隐喻头脑，什么“孤儿”什么“红布”，这种毛氏游击型的卑鄙伎俩让他们终究一张张地出专辑，一首歌一首歌地为人们伸张正义，描绘着自由。他们在成千上万，远观如毛厕之蝇近看似地狱之魂的“歌迷”挥舞的双臂，迎眶的热泪前面，军装变成时装，军帽变成秃顶，先锋变成传统。
    只有在最隐秘的火炉中被冷风吹散的最隐秘的灰烬才会知道，同样是为了正义和自由――有多少刀戈相现，热血涂日的真正的英雄将生命给出去，将尊严坚起来。但在匹夫和呆子们的眼中他们可不是什么英雄，因为他们花蓝中的花儿不香，他们更不愿意意淫稻草人和牧童的幸福生活，因为他们永不会臣服于压抑，毁灭于恐惧、葬身于麻木，他们是异端并不屑于做这些凡尘俗世中的狗屁英雄。最近一次例行的媒体问答游戏中，罗大佑倨傲并一脸风霜地说：“不遗余力，但小心谨慎，这样才能取得可以演唱这样一个基本权利。“有没有比歌唱更重要的权利呢？”“小心谨慎”带来的耻辱感是怎样与聚光灯下的表演欲望达成交易的。如果说将罗崔这样的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或发言人的话，那是并只能是山谷中羊群的选择，羊群对罗崔的尊崇与追随只不过因为它们在鞭啸的夹缝中听到了后山风拍过野狼尾巴毛的微音，罗崔骚首弄姿，一泄再泄的反抗使羊群在精神上找到可怕而彻底虚饰的“尊严”，从而可以更加安心地享受恐惧和压抑，再从而甚至以一种反抗者视死如归的眼神去迎接将它缚住四蹄，割喉扒皮，剜心阉割的主人。在很大程度上，似罗崔――其骨头如舞女肚皮般柔软，其心灵如海市蜃楼般飘渺的艺术家们的反叛与反抗帮助民众找到了须仰视才得的底线，他们首先自卑地想我怎么可能像他们那样勇敢和出色。然后得到结论，我已经很好了。至少，我是他们真正的知音，诚然！小羊是大羊的知音！奴才是长工的知音！一百步是五十步的知音！
    今天，崔建如李寻欢摆弄手中的小木人一样苦恋着居室中的电脑――太行山的父老乡亲穿着六十年代扣子和口袋多如牛毛的衣服，在仍然涂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班驳痕迹的老墙上烯亮了第一盏灯泡――他那颗伟大的社会责任心啊！不得不说我还是愤怒的，我还是反叛的，你有没有仔细听我的歌啊你？瞧那首“春节”还采样了新闻联播了，你瞧我老人家是不是越老越猛啊！然后就是音乐音乐音乐，泥浆一样油彩一样龟壳一样鸵鸟臂部一样的音乐啊！与这个彻底蜕变的家伙相比，罗大佑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抹去自己的脸谱。从一开始，大概是三十五年前吧，这个敏感的荷尔蒙青年似乎一下子从徐志摩的云彩堆里跳进了Bob Dylan的正义感之中，至今他仍旧四处谦恭地说自己的精神领袖是那个美国卷毛农民，崇尚他在60年代那种“单打独斗的姿态”而事实上，这种强行的“继承关系”被许多人人，包括北京的胡吗个和广州的杨一等等等等懂得弹吉他并懂得写既能侮辱别人又能嘲弄自己的歌词的悲伤青年负罪般刺到DNA上的基因遗传一定是变异的，那当然不是在五十年后东方复然了在美国已被颠覆的乌托邦传统的死灰，而是更加荒唐的叶公好龙。所以，基至对于罗大佑他任何挥枪弄棒的动作都不能掩盖他的风花雪月，他的万丈柔肠，他的悲天悯人，他的处世之道，他的中国正宗，他的迷惘，智慧，质问和反叛在这层东西的包裹下都染上一股浓浓的台湾市井和孔孟口水的腥臊。从卡拉OK厅对他的选择与他事实作品的比率上，真正焕发出社会批判之锋芒的歌曲与那些缠绵深邃的情感抒发歌曲相比少得可怜，他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斗士，而是一个旋律狂，一个出色的情歌干将。罗大佑强过崔建最多的地方是他强烈的逢闭状态，他怨恨并恐惧大型演唱会，他明白自己是为了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观众的欢呼而歌唱，于是他的音乐和歌词离人性的距离要远远短于那个“天降大任于”的“斯人”。近年的作品中罗大佑的话题越来越小，那种大而无当的东西已从他日益古板的价值观前面越滑越远，他解释说那缘自台湾日渐完善的民主化，他的愤怨似乎已被化解了，他的中心难道这么早地已进入艺术家的理想终极――完全的自我？算了吧，这样的笑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传统的继承者即是传统的化身，而反叛的一部分呢？从吴广的揭竿到罗大佑的恋曲，这其中为什么不会有相同的欺诈与无望呢？
    恋曲一定会唱下去，他不唱也会有其他人唱，卡拉永远OK，直到这首丧曲完成送葬的最后一掊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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