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罗大佑时代”来了(转)----看看十年以前翁嘉铭对罗大佑可能出现的商业化迹象曾经怎么说
【将进酒】 于 2001-4-23 23:22:43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
“后罗大佑时代”来了
一
罗大佑在情歌专辑录音期间,为珍惜远长的歌唱生命,决心戒掉烟瘾,也希望歌声的丰富色彩,不因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斑驳”,他相信“身体是不会撒谎的”。
民国七十三年暂别台湾流行歌坛,四年后出版了<爱人同志>和<衣锦还乡>电影音乐专辑,加上两张情歌专辑,香港<皇后大道东>和台湾<原乡>专辑,显然使得他以往被贴粘的“抗议歌手”的标签,已经逐渐剥落了。罗大佑面对这种改变所受到的评议倒很坦然,他说,他原来就只是一个歌者,一个音乐工作者。
罗大佑曾将从医和作音乐一手抓,走了几年,才分出高下,他说:“我是习惯晚睡的人,朋友说我的眼睛要在夜晚十一点半以后才会发光。”便发现两个行业差别愈来愈大,之后他所谓“不务正业”的那个行业:音乐,终于赢了。但并不是他对“华佗”的工作没兴趣,只是对音乐有更深的执着和爱。
罗大佑从写第一首被公开发表的曲子“歌”以来;已经十五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要保持音乐内的高度原创性,是非常不简单的,至少可以看到他个人生命经验的累积。从他的情歌专辑中,便可体会到他对情感世界的多重诠释,以及他性格中另一层的浪漫情致。
在香港他有忙不完的曲务,但前一阵仍每天抽空为<东方日报>写短栏,曾对中共和香港局势提出不少意见,因此出情歌专辑并不表示他全躲进温情窝里,他说,一个诚恳创作者是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的。而对台湾熟悉他反讽时局歌曲的人来说,情歌专辑则展现了他音乐风格的多面性,他说:“其实,我也有很温柔的一面。”
二
在罗大佑谱写了<明天会更好>之后,受到台湾知识分子很大的抨击,被讥讽成国民党宣传的工具,尽管事实上罗大佑也是受害的对象,但随他长住美国和香港后,他的歌迷似乎也渐渐淡忘了罗大佑的存在。
一九八八,台湾政经,社会,文化剧动最厉害的一年,除了台语民谣及台湾歌曲大量涌现之外,国语歌曲大都仍然耽溺情爱的老圈圈里,虽然有几位年轻歌手自我标榜“媲美罗大佑”,然而,所谓的“罗大佑风格”只不过是商业的宣传口号罢了,反倒教人唤起对罗大佑的怀念。这种怀念在罗大佑自费出版了<昨日遗书>后,更加扩大了涟漪,同时象征<未来的主人翁>,<之乎者也>的“罗大佑时代”的结束。
在<昨日遗书>的后记,罗大佑宣告了“过去的罗大佑之死”:“于是,他走了。撒手也好,归西而去,也对。总之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没有人看得到他。......”但是,四个月后罗大佑的新歌专辑出版了,光是唱片标题和主打歌----<爱人同志>,就够震撼人,不仅冲出了新闻局审检的底限,也重新塑起人们对罗大佑的记忆。
而这个记忆是无法用“老罗大佑”去填补的。“老罗大佑”的歌对社会生活,现实变迁及自我情感的反省,讽喻,敏锐而且深远,<现象七十二变>,<未来的主人翁>,<盲聋>,<之乎者也>等等歌曲,今天唱来仍然针砭着目前的社会实况,同样引人共鸣,慨叹。如果我们还是要一个“抗议歌手”的罗大佑,那么这样的“罗大佑”,已经在“超级市民”谱写过后,结束了。
以“社会写实”或“抗议歌手”的老标签,去贴附今天的罗大佑,<爱人同志>歌曲专辑显然会令你失望。不过,假使人们对歌曲艺术有更开阔的胸襟,了解到重复自己也是一种抄袭时,细听<爱人同志>的<游戏规则>,会给你会心的笑,也就了解“后罗大佑时代”开始了。
诚如罗大佑自己说的“音乐象肉体一样是不会撒谎的”(<昨日遗书>)罗大佑具个人特色的音乐语言,在<爱人同志>专辑中依然鲜明,同样将易懂的白话歌词,焕发出丰富的想像空间和意念延伸;或许是常住香港的城市体验吧,<爱人同志>中已见不到抗议式的“台湾性格”,而以更广远的视野看待人类(特别是黄色人种,台湾,香港,大陆,甚至是印第安人),以及反映他所经验的城市生活,<游戏规则>,<京城夜>便是不同的典型。
要看“后罗大佑时代”的面貌,就必须先抛掉“老罗大佑时期”的意识形态,剥掉他人过去为罗大佑附加的“正义天使”的外衣,而落实到一个有一点商业,懂得内省与提炼生活感受的人间歌手上。<爱人同志>只是“后罗大佑时代”的开始,这位“MADE IN TAIWAN”的“孙悟空”到底还有多少变?就让我们等着听吧!他在<明天的太阳>中唱说:“更高的视野需要一点坚持”,“更宽的胸怀需要一点忍耐”,我们对他也应该有同样的期许和信心。
三
“罗大佑”三个字,在台湾流行歌曲界绝不光仅代表一个歌手姓名而已,更含带一种音乐,歌曲艺术质地的高标竿;且由于过往歌中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显映,“罗大佑”这个符号被戴上诸如“音乐良心”,“抗议歌手”等等崇高光环。
但自从罗大佑出版了<爱人同志>,<闪亮的日子>,<告别的年代>情歌专辑,敏觉的歌迷,歌手和评论者几乎都在心底响出一个共同的声音:“罗大佑变了!”造型上不仅放弃墨镜,黑衫的传统形象,造型海报竟然扮起廿种身分,虽具创意,但说穿了也只不过是促销“噱头”罢了。
在歌曲创作上,趋附流俗大量应用电子合成器编曲,词意不再批判,不再抗议,而且翻唱起自己的老情歌,新情歌来。对于将罗大佑的反体制,批判性格视为流行歌手理想典型的人来说,罗大佑这几年的转变,很轻易可以察觉到上述的负面效应。
但这些负面效应却又同时具有辩证性,对另一部分人来说,罗大佑的改变也可说是摆脱知识分子的超俗假象,重返人间的平实性;而风格的转变也是一个有艺术自觉的歌手,十五年来不断向自己的模式挑战,摸索歌曲新境的结果,一个优秀的创作者若仅有一种单一的格调;且不断抄袭自己,重复自己,反倒显露他的贫薄。
这种正,负评价的辩证,其实正反映了罗大佑创作能量丰富多元。然而,“老罗”与“新罗”之间最大的差异焦点,在于“罗大佑”这个符号,在这个商品化泛滥的社会中,愈来愈浓烈的商品性格。“新罗”在商业体制的氛围难脱被再制造和再包装的命运时,如何坚执高度的创作自觉与诚恳面对创作,是九零年“新罗”与有志歌者所该思省再三的重要课题。
(原载翁嘉铭著<从罗大佑到崔健>,将进酒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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