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崔键 VS周国平    

【唯一】 于 00-6-21 下午 05:30:46 加贴在 闪亮的日子 ：

（原文载于在《艺术世界》2000年3月号，有删节）

周国平（哲学博士，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等）序：这次谈话我预想的主题是‘艺术家的自我与时代’，但崔键……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立足于音乐中发自生命本能的原创性力量，对脱离音乐本原的纯文字进行批判，并主张依靠音乐复活文字的表达能力。

2000年2月1日晚上，崔键家。

周：你应该是一个研究课题，应该有人专门研究你。当然，写这样的专著的合适人选不但要有开阔的文化视野，还应是音乐和摇滚方面的行家。

崔：现在有许多人约我采访，我自己觉得有点尴尬，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戴有这么多头衔，真让我说的话，我可能说不出什么来，我全都是随便说，旁敲侧击的，比较松散。

如果不谈音乐，而谈学术，长篇大论，我就觉得自己在做干不了的事。如果我不强调音乐的话，等于我说的话都是废话。因为这些角度本身，包括感性的和理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音乐给我的。如果让我谈的话，我的攻击性主要在这方面，从音乐的角度上产生出一些文字，去攻击纯文字的东西。我还真没想到许多人愿意听，愿意听来自吉他的一种批判，来自音乐的对文字的批判。

周：我一直觉得你的歌词是一个奇迹，用字那么准确有力，直入本质。可以看出来，你的文字是直接从音乐来得，不是盯在文字本身上下工夫。

崔：实际上是音乐，特别简单。按音乐的感觉，一句一句写，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写完了一看，哦，是这个意思。

周：一方面，艺术家是敏锐的，比常人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病痛和希望，因此往往被看作时代的感官、测试仪、先知、发言人。另一方面，艺术家真正追求的还是自我表达，本质上是独立于和超越于时代的。你自己感觉这两方面是否有冲突？

崔：我觉得百分之九十的艺术家，都是愿意影响当代人的。实际上艺术永远不可能与平行于自己的时代脱离，在愿望上也没有。摇滚恰恰更直接一些，直接得已经不能算是艺术，它以第一速度，脑筋里不转弯了，尽可能最快地形成表达。现在我发现摇滚乐也已经腐朽了。有一种新的音乐，黑人的FREESTYLE，跟着节奏即兴说，我觉得中国文化更需要这种东西。

人有了一个想法，马上看到它变成事实，这是特别大的快感。为什么艺术家说的话别人说不出来，实际上就差一点，就是艺术家想看到这东西，别人不敢看。艺术家想到的东西，他能把它做出来，他觉得这比有多大的安全感、多大的财产更有快感。这是价值观念的兑换。在速度面前达到一种做人的标准，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我原来没有意识到，最近才发现的，一般搞音乐的人也不会理解这个的。

在音乐里，不管你是谁，可以用最健康最娱乐的方式表达你的力量，通过FREESTYLE，甚至你身体里有你自己不知道的一种东西，都有机会不假思索地说出来，使灵魂的力量得到释放和展示。这种东西也许不能说完全是音乐的，但这是音乐给我的。节奏对人的生命力量的挑逗，对人的挑逗，根本不是行为艺术所能完成的。

现在西方那些传统能够谈论的艺术，我更看不下去，陈词滥调，真正的社会问题他们避而不谈。社会最底层永远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那些人，他们身上同样有特别美的东西，在生长的东西，这种力量可能就是来自音乐。知识分子真的做不到这一点。

好的音乐一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这种关系我在中国没有体会到。中国可能只在好的文字面前才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我至今认为，中国人是很爱听音乐的民族。说中国人不爱听音乐，这是特别大的误区，是文字过于强大了，文字的终级审判的权威造成了各个感官的关闭。在西方，因为音乐太强大了，写文字的人就有约束。中国对摇滚乐的评论发展特别快，都在炒作摇滚乐，但现场演出特别差，唱片制作也是。这和音乐实际没有关系。音乐本身是高兴的事情，这些东西跑到我面前了，使我愤怒。

周：那么愤怒是音乐之外的东西，不是摇滚乐本身的特征？
崔：摇滚乐的本能也是愤怒。当我表达愤怒的时候，我感到更大的快乐。我能马上发现我们的力量。

周：有好些人把你看作一代青年的代言人，认为你的作品喊出了他们迷惘、愤怒、反叛的心声。这也许是事实，不过我相信，这不是你的初衷，你不是有意要做这个代言人，你首先是想表达自己，你的表达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只是一种自然后果。

崔：我觉得听音乐的角度应该完全放在个人的立场上、个人的出发点上，不是因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音乐必须51%以上是个人的。

世界上只有两种音乐，好的音乐和坏的音乐，对音乐家来说，是认真做的和不认真做的音乐，风格什么的都不用谈。中国人可能因为长期的麻木，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样的音乐了。
只能依靠另外的一种东西来安慰。文字真的能够安慰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的文字强大，能够钻到各个领域里。

周：尼采说音乐是最原始的艺术，直接就是本能、诗、和戏剧之类文字形式的艺术都是从音乐里派生出来的，时间一久，与音乐的联系越来越远，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应该回到音乐的源泉去汲取营养，才能获得新生。文字本身是很抽象的东西，远离一切感官，与人的任何一种感觉都没有相似之处。文字太强大了，的确会导致对生命的压抑和扭曲。

崔：中国的文字太强大了，所以说人们到最后都要得到文字的承认、文字的证明。美术界的评论人地位比艺术家还高，音乐界也快成这样了，很可悲的。

周：摇滚作为大众艺术，在大众接受与个性之间也许会发生矛盾。理论上，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耐得住寂寞的，但在实践上，摇滚经不住寂寞，寂寞意味着被遗忘，意味着失败，你的摇滚当然是成功的，那么，你做音乐时，是不是考虑大众的接受？

崔：最多在我做音乐之后，我用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关注一下就完了。我根本不在乎。我也希望大家都这样。中国人特别喜欢拍媒体的马屁，觉得这是唯一成功的机会，其实不会，你把音乐做好才识唯一成功的机会。只要你真正干事，就自然会有人支持你。你把活做出来了，好话传万里，真的作出震撼人的东西，一下子全知道了。你把人震了，别人都住嘴了。

周：就是要靠作品说话。我发现，你和媒体是保持很大的距离的。
崔：我过去不喜欢记者，是因为我害怕，现在我不怕了。有些人说你现在对记者太好了，其实我是不怕他们了。我发现，在中国，媒体和搞文字的一拨人确实是最开放的，与其他行业相比较，我还是相信搞文字的人。但要提醒他们，你们过于强大了。你们应该去多关注、多扶植。

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来自中国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内心中为什么对中国文化这么有感情，如果一点没有的话，我们生活的尊严在哪里。

周：为什么一定要是民族的尊严呢？个人的尊严不一定和民族有关。
崔：我没有说民族尊严。我为什么要转到尊严上呢？因为尊严是个人兴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没有尊严是没有兴趣生活的。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我知道就非常简单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一是健康，二是爱情，三是事业。现在我对事业的理解比较简单，就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又能够养活自己。我坚持自己的活法尽可能扩大自己文化的那种影响，这就够了。基本知足了。我发现我们上路了。就是对个人生存状态的维护。

周：我也觉得，你的作品与其说是社会的批判，不如说是最直接地表达一种生存状态。说得书卷气一些叫人生探索。你的主题始终是生命的真实，寻求一种真实的或法。

一个听众评论说，你的音乐具有‘一种令人不得不检讨自己是否虚度年华的力量。一种令人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获得真实的力量’。最大的价值是‘让人反省自己的生活状态。’

你的前期作品主要是表达旧的理想崩溃时期，人的精神的迷惘和解放，反对的是虚假，后期主要是表达商业化环境下的理想的确实，人的精神的孤独和无奈，反对的是平庸。是这样吗？

崔：我是四面楚歌：体制的弊病、盗版、媚俗文化、行业内的毒品和江湖气息。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自我表述的革命。而对此肩负最大责任的是艺术家。所以，中国艺术界是世界上最幸运的，还有革命的机会。

周：这个革命怎么做呢？
崔：从现在开始，每天少说一句谎话，到一百天就是一场革命，我就是想听你说实话。
谁是真的，能感觉到，老百姓也清楚。你们多去听音乐，找音乐里能够让人的表达能力复活的那种东西。音乐是一种力量，中国诗人要有音乐的力量，海子就不会自杀了。中国诗人太压抑了。

周：普遍的自我封闭。摇滚能把这个墙打破吗？
崔：摇滚已经不行了。中国现在的摇滚已经非常非常落后了。所以，所有成功的摇滚乐你都不用太关注，要关注朋友中有希望出来的，地下的都不行了，都已经形式化了。都是为地下而地下。中国艺术家生存环境最大的问题是体制。一旦开放真是文化大国，就是需要机会。中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不是政治上的，是真正人文的，就能出现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东西。

周国平跋：谈话结束后，崔键邀我去一个播放FREESTYLE的酒吧。他告诉我，他常来这里，和一些青年人聊。青年人说话往往没人听，但他们需要说。音乐就为他们提供了说话的能力。音乐直接来自质量，文字却要靠数量的积累，这就是音乐与文字的不同。

我对自己说，没错，崔键是一个思想者，但首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直接立足与生存状态，期间没有阻隔也不需要过度，他的音乐和思想的力量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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